创立美国新闻界最负盛名并以其名字命名的奖赏,是美国历史上最光灿夺目的新闻界人物之一约瑟夫·普利策(Joseph Pulitzer)。他对美国新闻界的影响大大早于其遗嘱中所设立的普利策奖(The Pulitzer Prize),然而该奖赏意味着,他对美国新闻报道的影响至今仍可感受到。
十九世纪后期,约瑟夫·普利策作为美国新闻界的典范脱颍而出。他出生于匈牙利,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。是最有能耐的报纸出版商;还是个反对不诚实政府的热情洋溢的斗士;一个勇猛如鹰的竞争对手;在发行领域的竞争中,决不放弃制造轰动新闻的手法;他同时还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,这极大地丰富了他从事的职业的内涵。他在《纽约世界报》(New York World) 和《圣路易斯邮报》(St. Louis Post-Dispatch)的创新精神重塑了报纸媒体的面貌。普利策是第一个号召在大学里设立新闻学院培养记者的人。当然,普利策奖对新闻学、文学、音乐和戏剧的持久影响力,也应归功于他富有预见的敏锐。
普利策于
同年早些时候,他和一位名叫凯特·戴维斯(Kate Davis)的华盛顿社会名流女士在新教圣公会教堂 (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) 结了婚。 曾经是圣路易斯贫民区大街上的流浪汉,并被奚落为“犹太小子乔依”(Joey the Jew)的匈牙利移民小伙子,完全脱胎换骨了。如今他成了美国公民,作为一个演说家、作家和编辑,出乎寻常地精通英语。他衣着考究,留着漂亮的红褐色胡子,带着夹鼻眼镜,很快就融入圣路易斯的上流社会,享受着华丽聚会上翩翩舞姿和园林中骑马的乐趣。这种生活方式在他执掌《圣路易斯邮报》后便嘎然中止了。詹姆斯·怀曼·巴雷特(James Wyman Barrett),《纽约世界报》的最后一任城市版编辑在他撰写的传记《约瑟夫·普利策和他的世界》(Joseph Pulitzer and His World) 一书中,这样描述了普利策在执掌《邮报》时的情景,“从清晨伏案直到午夜甚至更晚,对报社的一切均事必躬亲”。为了能让公众接受他的报纸是他们最好的捍卫者这样一个理念,普利策大肆刊发调查性文章和社论,攻击政府腐败行为、富人偷漏税和赌徒。这种平民主义的诉求颇为奏效,发行量攀升,报纸兴旺。如果普利策知道在他此后设立的普利策奖体系中,新闻奖里的奖项更多的是给予那些揭露腐败的文章,而不是其他主题,他会感到欣慰。
普利策对报社的拚命三郎式的工作方法使他付出了代价,他的健康受到损害。随着视力下降,普利策和妻子于1883年去纽约,按照医生的要求准备乘船赴欧休假。然而他没有在纽约上船,而固执己见会见了金融家杰伊·古尔德1(Jay Gould),与他谈判收购正面临财政困境的《纽约世界报》事宜。普利策不顾严重的健康状况,又全身心的投入到寻找报纸的出路上,最终为《世界报》社论方针、内容和版面带来了巴雷特称之为“单枪匹马的革命”的变化。他采用了一些曾提高《邮报》发行量的技巧,反对政府和商界的腐败行为,新闻专栏充满着大量的耸人听闻的特写,并首次采用大量插图,刊登新闻噱头。在其中一次极为成功的推销中,《世界报》自其订阅者募集捐款,为在纽约港入口处搭建一个台基,以使困在法国等待装船的自由女神像(Statue of Liberty) 有个安放之处。
这一措施效果甚佳。在此后的10年里,《世界报》所有版本的发行量攀升至60多万份,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。但出乎意料,普利策本人却在发行量的大战中成了牺牲品。《太阳报》 (The Sun) 的出版人查尔斯·安德森·达纳 (Charles Anderson Dana)由于《世界报》的获胜而大受挫折,便开始对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,说他是“一个不承认自己种族和信仰的犹太人”。这一持续的攻击就是要让纽约的犹太人疏远《世界报》。普利策的健康在这一灾难中愈加衰弱。1890年43岁时,他退出了《世界报》的编辑岗位,从此再未回到过编辑部。他几乎完全失明,在极度的消沉中又患上了一种痛苦的对噪音极为敏感的病。他出国苦苦寻求良医,却一无所获。在此后的20年里,他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他称之为隔音的“地窖”里,在他的“自由号”(Liberty) 游艇上,在位于缅因州巴港(Bar Harbor, Maine)他的度假圣地“静塔“(Tower of Silence) 中,以及他的纽约私邸里。
在那些年月里,普利策虽然出访频繁,但他却成功地密切控制着他的报纸编辑与业务的发展方向。在1896年至1898年期间,普利策卷入了一场与威廉·伦道夫·赫斯特(William Randolph Hearst)领导的《日报》(Journal)的激烈发行大战。两报几乎无节制地刊登耸人听闻或是胡编乱造的新闻报道。在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中,普利策与赫斯特均想在煽动反西班牙人的愤怒情绪方面一争高低。
普利策没有退缩,《世界报》继续进行调查。当法庭撤销起诉后,普利策为新闻自由而取得的这场关键性胜利赢得了广泛赞誉。1904年5月,普利策在为《北美评论》(North American Review)撰写的一篇建议成立一所新闻学院的文章中总结了他的信条,“我们的共和国将与媒体共存亡。拥有训练有素、是非分明、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的有能力、公正、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,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,而缺乏它,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。一个愤世嫉俗、唯利是图、蛊惑民心的 媒体,最终会制造出一个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。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。”
1912年,即普利策在他的游艇上去世后的一年,哥伦比亚新闻学院 (Columbia School of Journal- ism) 成立了。1917年在普利策授权委托管理的顾问委员会的监督下,颁发了第一批普利策奖。对委员会成员和评审团的挑选,主要看专业才能和依属,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,诸如性别、民族、地域分配,还有记者挑选和报纸规模。